
1951年5月1日,北京的天空刚放晴。天安门城楼里,周恩来递过一套新军装,“合身吗?”洪学智抬头望了望飘扬的红旗,只答了两个字:“正好。”此刻,他刚结束一整夜的汇报正规杠杆炒股官网,文件还夹在腋下,油渍和泥点未干。外面的锣鼓声提醒他,前方战场尚在炮火中,但首都已经走进五一的喜庆。
几天前,后方的空气可没有这么轻快。4月下旬,朝鲜江原道一段铁路上浓烟滚滚,三登小站的仓库被美军四次轰炸,七百多车皮物资只救下寥寥六车皮。彭德怀拍桌,声音压得人发抖:“后勤还要不要?”洪学智站在一旁,喉咙里像塞了石头,脑子里却在飞速计算损失——不仅是衣粮弹药,士气也会被炸掉。

一个星期后,洪学智把《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》送上彭德怀办公桌:运输手段薄弱,防空火力缺位,兵站距离过长,物资损耗过高。方案写得直白:要成立专门的后方勤务司令部,集中指挥、防空、通信、铁道、工兵等多兵种。彭德怀只说一句:“就照这办。”
紧接着的电话更直接。黄昏刚落,彭德怀用沙哑的嗓子吼过来:“老洪,马上回国,向周副主席当面说。”洪学智放下话筒,连夜坐吉普南下,一路尘土翻飞。车到安东,换火车,再换汽车,头顶不时有敌机盘旋,警卫员把车蒙上树枝才敢前行。四昼夜后,他推门走进中南海。
周恩来听完汇报,眉心微拧,“飞机问题我们明白,可运输瓶颈更急。”两人对着地图研究到凌晨,决定把兵站密度缩短,用汽车掩体遮蔽,用多线并行分散风险。谈到设立后方勤务司令部,周恩来点头:“你们提出的,军委会尽快批。”临别时他叮嘱:“五一上城楼,人民需要看看志愿军。”
节日过后,洪学智又回到炮火里。5月中旬,志愿军常委会议在一个山洞里开,灯泡晃动。彭德怀先抛出一句:“中央要求副司令兼任后勤司令,谁来?”洞壁上静得能听见呼吸。邓华、宋时轮都盯向洪学智,他低头数着鞋上的尘。半晌,他抬头:“可以干,但两条:干不好就撤;战争一完,换我回到作战岗位。”彭德怀哈哈大笑:“同意!你不干谁干。”
后方勤务司令部就这样在炮声里挂牌。第一件事,是把高炮团成倍拉到渡口和桥头;第二件事,改建临时机场,用苏制卡车成列输送炮弹;第三件事,增设独立通信连,使兵站之间保持无线不断线。到1952年春,前线到达率由六成提高到九成,志愿军号码簿上出现一串新通话呼号——那是后方勤务司令部的“热线”。
同年六月,平壤附近山间临时司令部,一封加急电报送到:中央决定彭德怀回国任军委常务副主席,他指定在动身前见洪学智。陈赓抓着电话笑:“老洪,彭总点名啊,快滚回来!”洪学智赶到,彭德怀先拉住他的手,“学智同志,辛苦。”声音少了往日的粗犷,多了三分郑重。
屋里只有几个人,陈赓半开玩笑:“我资格不如老洪,还得靠他撑。”彭德怀看向洪学智:“我走后,你支援陈赓。”洪学智答:“保证配合。”临别前,彭德怀忽然问:“还有事?”洪学智憋了半晌,把尘封一年多的“条件”又拿出来:“您在党委会上答应过,战争结束我就不搞后勤。”彭德怀眯起眼,笑纹挤出:“形势不同了嘛;再说,也许我当了参谋总长,还得抓你回去管后勤!”
屋里一阵哄笑,洪学智却半真半假地喊:“那可得记账,诺言不要忘。”彭德怀挥手:“记着呢,先打完仗!”
后方的夜风掠过松树林,烛光映在地图上。洪学智转回岗位,电台里传来嘈杂信号,他拿起话筒继续调度。远处炮火闪亮,他心里却惦记着那句玩笑式的承诺。诺言写在笔记本,也存在前线数十万将士的口粮弹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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